白蕉书法十讲
白焦（1907-1969），原姓何，名馥，号旭初上海松江人。曾在上海美专任教，上海中国画院画师，秘书室副主任，善书法，画兰草。
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才情横溢，为海上才子，诗书画印皆允称一代，但生性散澹自然，不慕名利。诗论亦富创见，诗名蛮声文坛，写兰尤享盛誉。书法宗王羲之、献之父子，始从唐欧阳询入手。行草笔势洒脱，小楷特能，多参钟繇法，大字俊逸伟岸，亦具风致。工写兰，无师承。所作秀逸有姿。能篆刻，取法秦汉印，泥封，而又参权、量、诏版文字，有古秀蕴藉之趣。能诗文，著作有云间谈艺录、客去录、济庐诗词等稿。他还治印，只是难得为人奏刀。沙孟海《白蕉题兰杂稿卷跋》云：“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，行草相间，寝馈山阴，深见功夫。造次颠沛，驰不失范。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”。曾主编《人文月刊》，著有《云间谈艺录》、《济庐诗词稿》、《客去录》、《书法十讲》、《书法学习讲话》等。
上世纪中叶在上海涌现了一批崇尚二王的帖派专家群体，他们是以沈尹默为首的马公愚、潘百鹰、邓散木、白蕉等。他们学书皆取法二王，或法自二王以下的帖学书家，他们作书追求韵致、富有书卷气。他们学书讲究水到渠成，一旦风格形成，很少有变化，他们传统功力深厚，不追求流行书风。他们中白蕉年岁最小，比沈尹默小２５岁。白蕉地位不显赫，他是上海中国画院一名画师，在上海美专执教书法。然而白蕉的书法，求其对二王书法的理解，和他的审美取向，都在沈尹默之上。应该说在沈氏系统中，最有成就的，在书法造诣上超越沈尹默的是白蕉。白蕉工诗文书画，书法有晋人风韵，书论亦富创见。擅画兰花，以书法写之，颇见灵性。早在解放前夕，有平衡先生所编的《书法大成》上影印了白蕉的草书运笔图和他的行书小简，不但行笔飘逸，措辞又复隽趣，如云：“白蕉顿首：暑气毒人，不堪作事。且摒妇子，谢客裸体，真人间适意事也。昨奉来书，欢然如面，扇已书就，乏人送上。此间西瓜，尚存四五枚，二三日可尽。足下有意接济，可来一担，谢谢”。他的书论又多妙语：“运笔能发能收，只看和尚手中铙钹；空中着力，只看剃头司务执刀。”又云：“包慎伯草书用笔，一路翻滚，大是卖膏药好汉表现花拳模样。康长素本是狂士，如作大言欺俗，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。”又云：“学书始学像，终欲不像。始欲无我，终欲有我。”又云：“笔有缓急，墨有润燥，缓则蓄急成势。润取妍，燥见险，得笔得墨，而精神全出。”又云：“稳非俗，险非怪，老非枯，润非肥。”审得此意，决非凡手。他著有《书法十讲》（书法约言、选帖问题、执笔问题、工具问题、运笔问题、结构问题、书病、书体、书髓、碑与帖）。每讲均能纵横古今，旁征博引，又带有明确的个人观点，细致而深刻，足见白蕉有卓绝的史识和作为理论家的优秀素质。这是解放前的讲稿，后由其子民生抄录，邓散木女儿邓国治整辑，其夫人金学仪保存，先在香港《书谱》上连载，后又在上海《书法》杂志上发表，这是前几年的事。笔者于１９６２年暑假在上海青年宫聆听他的书法讲座，内容精湛，讲解生动活泼，真是听君一席谈，胜读百卷书。
白蕉走的是苦学派的路子。他曾回忆说：“我初学王羲之书，久久徘徊于门外，后得《丧乱》、《二谢》等唐摹本照片习之，稍得其意，又选《阁帖》上的王字放大至盈尺，朝夕观摹，遂能得其神趣。”据其夫人金氏回顾，白蕉对书法和画兰下苦功练习，差不多每夜都要用掉一二杯子墨水，并且自己立下规矩，墨不尽不休，到老如此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爱书正与此身仇，半夜三更写未休”，正是他勤学精神的记录。由于他的辛勤经营，造就他那相当深厚的书法功底。白蕉一生中参加书法活动很少，这使他与当时沪上名流接触不多。青年时，他受黄炎培之聘，出任鸿英图书馆主任，并编《人文月刊》，黄炎培曾为他题写“求是斋”的匾额。抗战期间，为抗战捐募而奔波，曾与邓散木一起举办“杯水书画展”。１９４０年在上海首次举办个人书展，时年３４岁，王遽常曾有诗记曰：“三十书名动海陬”，可见影响之大。解放前夕，他与邓散木合书出版《钢笔字帖》解放后，他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。１９５７年被错划右派。“文革”期间备受迫害，１９６７年含冤病逝。从白蕉的书法活动来看，他走的是一条清白自守的路子，既不取吴昌硕、沈尹默等人的广泛交游的方式，也不广收门徒，这固然使他在当时及身后名不显，对后世影响力大减，但对他的书风的形成，书法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是非常有利的。事物总是辩证的，万样事都不会全得全失。
白蕉作书不是多体并进，他作书主要是楷书（包括小楷）与行草，且以后者为多。他的书法面目纯度很高，所取名家也是二王一家，如取法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杨凝式、董其�